走进新时代 ——评《秋菊打官司》 1992年，我国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又一扛鼎之作《秋菊打官司》问世，他用朴素的画面简单的拍摄手法向 人讲述了一个叫秋菊的农村妇女为了“讨个说法”而四处奔波告状的故事，影片中的叙事趣向简单，情节平 凡，在画面与音效也丝毫没有技术上的突破，这不禁让不少期待张导又一惊世之和的影迷大跌眼睛，然而当 它毫无争议的夺取世界最高级别奖之一——威尼斯金狮奖时，又不禁让人刮目相看了。 “92年”，这是一个值的注意的年代！在92年时候，影片中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骂村长一句“断子绝 孙”而被村长踢成肋骨骨折，在秋菊找村长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她开始了她漫长的告状之路，用她的话说： “不相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新思想的萌芽）。 影片用了写实手法，意欲展示出一幅农村的生活图画以期达到一种真实的效果，这一点张导成功了。为 了达到这种效果，他采用隐喻的手段，隐喻的好处是既可以保持画面朴素感，使之对应农村生活又可以提高 其作品的思想层次顺利进入其影片的核心意见场。同时在叙事趣向上张导捏拿非常准确，是什么让一个农村 妇女能够不辞余力的告状而告状的目的仅仅是讨一个说法？基于原因张导运用了多次特写镜头展示出了秋菊 倔强，不服硬的性格。当然仅此一点说服力远远不够，于是张导用隐喻蒙太奇手法展示出了秋菊作为个体外 整个和会。年画摊上毛泽东的画像与港台明星画不停闪过，在烈攘街道的人群中不时晃过穿着新鲜的新潮人 物，就连秋菊在市告状时所住的廉价旅社旁也写着“新潮发屋”……这一切一切无不彰显示了这样的问题： 关于中国改革后的几年所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发展以及与之而来的思想潮流上的不规则涌动。如“以写状纸上 骗人的老头，带着秋菊满城乱转的人力车骗子”，这一切为秋菊从思想上的萌发与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再回到影片的主题上，有两个人物我们必须细心的观察：秋菊与村长，他们与之所代表的则是两种 势力：新势力与旧势力。当在开头的时候秋菊向村长讨说法时，村长将钱仍在地上，让秋菊每一次捡都向他 低一次头，然而新势力终究没有向旧势力低头，秋菊一次一次的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把握影片的思想层面以期真正的进入其核心部位，那么我们必须要真正理解影 片人物所蕴的思想角度。 秋菊难产了，村长听说后骑着单车连夜去王庄叫人，此时影片运用了全景镜头，细致写了村长在月夜行 路的艰难，接着又与人一起连夜将秋菊抬进了城里。村长人物角色的变化似乎改变了影片的叙述惯律，让人 有点接受不了，然而正是其于此点，将影片所涵纳的意见通过人物与以展出。 人物思想的转变和整个社会内部思想潮流涌流动不谋而合。张艺谋导演在本片的成功还在于“能够细致 的描绘社会潮流的发展所给予人不同是的真实的面貌”，如存在着写状纸和人力车的骗子和看车与旅店老头 的好心人的两种产物，其中旅店老头的角色值得深究；一个平凡人物亦为潮流所带动，开始关注法律问题在 前文中一堆结对领结婚证的人和民政所同志露骨的提问统统的隐喻着民风的逐渐开放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萌 醒。 影片画面虽无令人眩目的特技展示以及导演惯用的极力染画面色彩基调的手法，但导演仍没有放弃对画 面美怒感的追求，屋前红光溢彩的辣子在皑皑白雪中形成了强烈对比，秋菊最后在山谷中的奔跑无不给人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音响效果也非常独特，秋菊在那条隐喻其道路坎坷的路上不时的响起了一段评书的乐 曲，在欢快的音乐让观众不是以强迫的视觉去接受画面反而舒缓了观众的神经，音乐是带有戏剧的，影片的 结局也是戏剧的，但结果如何呢？我们或许可以从秋菊最后镜头特写悟出点什么，但是影片最终一次一次向 我展示出了一个真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家的艺术探索更趋多元化。张艺谋拍出了完整纪实风格的《秋菊打官司》。影片借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赞颂了小人物的自尊、自强、自信，赞颂了法制观念的觉醒。影片获1993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94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获意大利第1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3项国际奖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拍给外国人看的片子，里面花了很多功夫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貌。由于他对风俗的重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倒是很真实。这部电影给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秋菊的不断上诉。此间表现出的我国的地方治理状态令人深思。 秋菊打官司的原因在于村长踢了他丈夫的“要命的地方”。事情的起因是秋菊家种辣椒，要在地里建个晒辣椒的棚子。当时中国政策禁止在地里修建房子。村长于是以此为理由阻止他建棚子。这分明是在刁难秋菊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乡村是常见的。由国家来管制村民的土地使用权，这使得地方官在执行时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秋菊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总说“他是村长，踢了也就踢了，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去踢”。可见秋菊对于现有的乡村秩序是认可的，她并不追求第一等的公正。 第一次告到李公安那里时，处理的结果是村长赔偿200元医药误工费。但村长拒绝道歉。村长拒绝道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村长道了歉认了错，村长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日后国家交付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由此他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一边，因为国家还有求于他。我认为村长说得很有道理。 对于一般人而言，村长既然已经赔了钱了，那事也就了解了。秋菊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但秋菊死死不放的是“给个说法”。为什么秋菊要“给个说法”呢？她宁愿不要钱也要个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对正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她认为这个世界有个天理存在。对正义的信仰正是其生命的希望所在，所以她才会不惜代价去追求一个“说法”。其实普通小民也是有信仰的。 在向李公安告村长时我们看到，李公安一个人要负责整个乡镇的治安司法工作。因此，秋菊来时他总是在忙碌中。我曾想公安与检察院应该分工，检察院负责调查，公安负责治安抓捕等具体工作。看到这里，我不包此希望了。中央政府能够为地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极为有限的。何以见得？由中央直接向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昂贵的，更好的公共服务需要征更多的税来维持。而过高的税收水平可能会导致官逼民反的结果。并且，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更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他还会鱼肉百姓。在市里时，一些听了她故事的市民说像她这样的事一个市里起码上万起，大家都到市里来要求解决，市里哪能管得过来。也就是说市公安是不会理她的。这句话很有意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往上一级，其成本就上一个台阶。 秋菊从镇上一直上诉至法院，其成本已远远超过了秋菊所能得到的赔偿。这些成本包括乘车去镇上、县里、市里的交通成本、住宿成本，获取打官司的可靠信息的成本。其中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为高昂。她需要了解国家的政策、告状的程序、相关部门的地址、领导的意图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垄断在官僚阶层手中，这就更加大了难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公民不能享受到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成本太高了。进而由此导致地方治理的恶化。《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里秋菊所遇到的官还都是好官，尤其是那个市公安局长。可现实中清官总是少数，贪暴之吏居大多数，这是更令人畏惧的。 这里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完全是地方自治缺失的缘故。在自治的情况下，地方的治理任务完全由地方自己负责。自治的地方用不着中央来规定土地的使用，如果这样，秋菊一案也就不会出现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基层官员由地方民众选出，对地方民众负责而不是对中央负责。本片中的村长也就用不着为自己的权威的丧失而担心了。在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地方事物靠民主来解决，在熟人社会里解决问题只需较小的社会成本，而且由于大众的参与其结果的合法性、公平性高于中央任命的官僚，哪怕决策错误民众也不会有怨言。总之地方自治使得地方治理的成本低，且结果更为公正。这使的地方的善治成为可能。 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国家远离百姓，对百姓而言只有庄园才是实际的。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庄园由庄园主与农奴（黄仁宇反对将其译为农奴，他称之为穑夫）共同管理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庄园作为一个小的地方自治单位，公共服务的成本低，行政与司法可以分开运作。庄园的行政管理由庄园主从农奴中选出来的庄官管理，而庄园司法由农奴担任陪审团的庄园法庭来管理。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一直是合一的（宋代的提刑制度对此有一定的纠正，可以说宋代的司法比较具有独立性）。中国任命的官僚式地方治理结构治理成本高昂，为了节约成本（也可以说是不扰民），司法与行政合一，县官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审案。我们知道中国中央还是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如大理寺、刑部、刑审院等，因此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并非源于古人的观念。中西两方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后来双方命运的极大不同。大部分人都以为凡封建则必落后，黄仁宇认为在封建制度下较能注重地方实情，尤其西方的封建制度使得私有产权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使得“社会底层的资源能够自由而公平的交换”，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则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始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