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写书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学术研究、著书立

　　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写书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其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被点名批判，扣上“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这些都没能改变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他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样的精神追求，可用他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

　　学术研究需要宽广的视野。霍先生曾在《“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一文中强调，“断代”的研究内容不能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显示出宏大的气魄。如《论白居易的田园诗》一文，直接溯源至先秦时代的《诗经•七月》，然后经陶渊明、王维等发展，中国的田园诗形成了两条线索：一是“田家乐”，二是“田家苦”，再通过对白居易田园诗的分析，认为白居易是“田家苦”线索的继承者和杰出代表。

　　学术研究要创新。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的研究，重视资料的挖掘和阐释，如对于《西厢记》的研究，从《西厢记简说》到《西厢述评》，再到后来的《西厢汇编》，把《西厢记》有关的问题、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把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先生的研究，重点在于唐宋诗词，尤其是对杜甫、白居易予以特别关注。《青春集》中显示，在大学本科阶段，他就已发表七篇研究杜甫的论文，展现出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创新精神，此后对杜甫的研究更加深入。

　　学术研究需要理论支撑。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简论》《诗的形象及其他》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诗论史》等，并且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古代诗文的研究实践当中，因而成就斐然。

　　学术研究还要有广泛的交流。1982年3月，霍先生主持召开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名家云集，气氛热烈，当他在开幕致辞中说到“我们的这次全国性的唐诗讨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唐代以来也是第一次”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会议上，程千帆先生给他题写斋榜“唐音阁”，从此，“唐音”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霍先生晚年仍然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译诗集》等系列著作。2010年霍先生90寿辰时，他亲自整理编撰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正式出版，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成就。

　　写诗也是霍先生“写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少年时期写的抗战作品，如《卢沟桥战歌》《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八百壮士颂》等，真实反映了抗战历史，把自己的心声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特将先生列名于“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中，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奖牌。

　　霍先生的诗词创作，独树一帜，引领风气，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他还呼吁当前的诗词创作必须求变求新，率先主张用新声新韵取代旧声旧韵，并用新声新韵创作七律。2008年12月20日，“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大会暨5位诗家作品集首发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霍先生成为首次颁发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5位获奖人之一。

　　书法也是霍先生“写书”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字就像他的诗一样“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书法家钟明善先生曾概括霍先生的书法特点：“方圆兼备，疾涩得体，寓刚于柔，潇洒自若。”先生自撰、自书的《香港回归赋》等作品，气势恢宏，刚劲有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摘编自张新科《霍松林：“唐音“永存》，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2月22日第16版）【相关链接】

　　“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霍松林）（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