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遗留下了窣堵波、石窟、佛祖塔等佛教建筑.窣堵波是一种用来埋葬佛骨的半球形建筑,最大的在桑吉,约建于公元前250年.半球体直径32米,高12.8米,下为一直径为36.6米,高4.3米的鼓形基座.半球体用砖砌成,红色砂岩饰面,顶上有一圈正方石栏杆,中间是一座亭子,名曰佛邸.窣堵波周围树有石栏杆,四面正中均设门,门高10米,门立柱间用插榫法横排三条石坊,断面呈橄榄形.门上布满浮雕,轮窣上装饰圆雕,题材多是佛祖本生故事.

　　石窟分两种.举行宗教仪式的石窟叫支提窟,平面长方形,纵端为半圆形,半圆形的中间有一窣堵波.除入口处外,沿内墙面有一排柱子.另一种石窟称为精舍,以一个方厅为柱心,三面凿出几间方形小室,供僧侣静修之用,第四面为入口,没有门廊.精舍和支提窟常相邻并存,如阿旃陀的石窟群.

　　在相传为佛祖释迦牟悟道的地方——菩拉迦耶耶建有一座庙和一座塔.塔即佛祖塔,始建于公元2世纪,14世纪重建.塔为金刚室座式,在高高的方形台基中央有一个高大的方锥体,四角有四座式样相同的小塔,衬托出主体的雕佛.塔身轮廓为弦形,由下至上逐渐收缩,表面布满雕刻.

　　印度的佛教建筑随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石窟艺术有一定的影响.

　　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碧瓦、宝殿琼楼,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景色.敦煌、云岗、龙门石窟,是人类艺术的宝藏.佛教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许多稀世珍品一直保存至今.佛教音乐具有“远、虚、淡、静”四个特点,达到了很高的意境.佛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天文、医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佛教的流传,促进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关于藏语系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更是藏、蒙、傣等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

　　一、佛教在书法艺术的传承方面功德无量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及出现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佛教徒很大的一项工作是写经与抄经.为了传播佛法,一些僧人几乎一生都在抄经；在家的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发愿抄经,他们有的自写,有的请人代写,长期以来以经文形式留下的书法瀚如烟海.就其书法艺术而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写的《遗教经》,柳公权抄写的《金刚般若经》、《清净经》,释道秀抄写的《观无量寿经》,李煜抄写的《心经》,苏东坡抄写的《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抄写的《文益禅师语录》,赵孟抄写的《佛说四十二章经》,林则徐抄写的《阿弥陀经》,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在这些手抄经卷中,正、行、草、八分、篆各体俱备,成为当今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佛教对书法的保存和传播还表现在刻经方面.由于纸、帛易于损坏,不便保存,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有一些佛教徒把经文刻在山崖或石碑上,尤其是在经历了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浩劫后,佛教徒增加了“末法”思想,发愿石刻佛经的僧徒猛增,经唐、辽、金、元、明、清不断镌刻,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佛经刻石不下百万块,象这样大规模地刊刻佛经,历时又这么长,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这些佛经在保存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保存了书法艺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六朝摩崖刻经,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书法古拙朴茂,浑穆简静,被康有为称为榜书之宗.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石刻,雄浑圆厚,劲健奇伟,自然满足,被多家出版社影印.

　　总之,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徒们通过抄经和刻石为保存中国的书法艺术保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佛学对书法家人生观的引领作用至深

　　书法是一种艺术,但在中国又不单单是一门艺术,它还是一种哲学.艺术离不开理论,书法艺术也是由书法理论指导和制约的,因此历代的大书法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理论,他们的理论不单是论述执笔、运笔、布白、运气等等技法,而且还涉及到书法家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哲学思想问题.佛教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教派,二千多年来,对我国意识形态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法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不离外,他们的人生观、艺术观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出现了以禅宗指导书法的理论.下面我想通过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的三位书法家的人生观,来说明这一问题.

　　王羲之,东晋大书法家,其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魏晋之际,玄学与佛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进而合流.玄学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佛家则主张“真空为体,妙有为用.随法身则万象俱寂,随智用则万象齐生.”这些思想,在玄佛日益合流的东晋时代,一般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王羲之心领神会,移情于翰墨,致使其笔势神气淋漓,尽得妙处风流,从而使其书法在书法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大书法家怀素,唐代高僧,其书法“随手万变,怪雨狂风,隐见莫测.”为历代书家所推崇.他高深的书法造诣显然也得益于佛教.唐初,禅宗思想开始兴盛,士大夫争谈禅悦,在文人中流行“遗文得意,忘义了心”的读书风气.书法家深受影响,竞相以“入于法而出于法”为最高书道.怀素作为僧人更进一步,“刚入于法即跳出法”,以迅疾骇人的速度,从才写成的点画中逃开,逃出章法的约束,逃出文字的牵绊,一面写,一面否认在写；旋即旋归,文字才形成,已被遗弃,被否定,被超越,被推翻.他的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无可争议的位置,可以说几乎全部得益于他对禅宗的彻悟.

　　弘一法师,一代高僧,其书法“笔不设计,无矫饰,真我立于字外,含蓄自然中见性情.”有一种经大繁华、大悲忧,达于大平静、大欢欣的境界.尤其是后期书法超脱中含着不能超凡入圣的至情,一片童趣与高度修养相结合的博大深邃.他的最后遗墨“悲欣交集”,脱净铅华,真气流衍,无滞无碍,达到中国书法无态而具众美的最高境界,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得之于他佛根的深厚.

　　弘一法师一九一八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寺,一代才人,归于黄卷,潜心研究佛学,弘扬律宗,被佛教徒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把“禅静”融入书法,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以“寂寞战胜寂寞”的无上高度.

　　佛教通过影响书法家的人生观从而影响他们的书法艺术,在这三位书法家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就其书法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清晰的.

　　我国的书法艺术从商周草创,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发展到极盛,又经宋元明的过渡,和清代的复兴.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书法艺术与佛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为极盛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佛法兴盛时代.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从魏晋开始,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玄学家与高僧不但见识相契,艺术兴趣也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多是清谈名流和高僧大德.宋元明三朝讲究理学,至使书法跌入低谷,只有几位崇尚佛学的僧人、居士传承了书法,如宋代的东坡居士苏轼,六一居士欧阳修,元代的赵孟,明代的王世贞等.到了清代,佛教再次开始兴盛,从皇亲国戚到黎民百姓人人拜佛,文人学士参佛盛行,书法艺术也开始复苏,出现了于佑任、释弘一这样的书法大家.

　　三、佛教对书道也产